在更高起点上挺起“脊梁”

当人类追求具有正义性的法律时，实际上是人类按照自己精神中的正义理念去创造法律或调适现实的法律。

这意味着机动车排放在总的贡献值中占19.9%-23.8%。首先，不难发现，存在大量非针对机动车的有效治污措施。

这意味着财产权首先保障的是个人能够继续占有和使用自己的财产，而非因为无法继续拥有或无法继续正常使用这一财产而获得的补偿。2014年12月22日，《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第45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可以规定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排放控制区域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这一规定虽然在授权明确性上仍然存在问题，但却是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也被认为是未来采用单双号限行措施的直接依据。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乃是基于社会关联性而对财产的使用、收益等的限制被认为是财产出于公共福利的原因而应该承担的负担[14],不需要补偿。这里的法律是指形式法律，也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二、机动车限行的性质：社会义务抑或征收 (一)财产权限制的两种类型：社会义务与征收 公权力对财产权的限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征收一类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则从对财产权的限制程度来区分征收和社会义务，征收是对财产权的重大侵害，而社会义务则是对财产权的轻微限制。例如，答复曾就公民通讯秘密、通讯自由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关系进行解答。

〔2〕参见焦红艳：《争议立法法修改》，载《法治周末》2013年11月14日第1版。〔60〕参见《监督法》第31条、第32条、第33条。民事法律方面，答复曾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否应当使用《民法通则》做出回应。〔62〕梁洪霞：《论法律询问答复的效力》，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对能否在街道设立城市区级人大派出机构未做明确回应的答复，〔66〕也可以作为未来完善《地方组织法》讨论时一个重要的资料参考。在诸如违宪审查制度等立法问责制度尚付之阙如的情况下，立法者的自律及其对宪法的自觉遵从和捍卫便成为倡导和落实严格执法、守法的必要条件。

〔7〕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23〕《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197页。法工委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辅助机构，也无权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无论是保留该制度并对其进行完善，还是将其予以废止以解决合法性危机，都应当利用本次法律修改的机会进行决断。

但是，本文主张采纳一种更为彻底的改革方案，即废除法律询问答复制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功能，使其成为满足解释需求的唯一程序。林彦：《法律保留制度的现状———基于询问答复的考察》，《宪法研究》(第十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稳健型方案也主张保留该制度，但并不具体限定法律询问答复的范围。本文系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律询问答复研究(项目号11D19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3〕相关评论，参见崔清新、施雨岑：《全国人大常委会首修立法法6大亮点抢鲜看》，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8/26/c_126916156．htm，2014年9月9日访问。褚宸舸：《论答复法律询问的效力———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机构属性》，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

事实上，《立法法》已赋予法工委在法律解释程序中实质性的决策权。(五)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需要研究答复的问题。

〔5〕李步云：《关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专家建议稿)〉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52〕参见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49〕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答复至少对于提出询问的机关而言具有约束力，即个案约束力。〔6〕徐向华、林彦：《我国〈立法法〉的成功与不足》，载《法学》2000年第6期。三、改革的方案设计 (一)已有的建议方案 就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存废及去留，学界已有一些讨论和方案的储备。另一方面，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开始释放出加强法律解释的强烈信号，法律询问答复的去留必须在此刻予以定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司法解释在实践中早已成为最重要的法律解释形态且在法院系统内具有约束力。这些方案都注意到法律解释需求的客观存在以及法工委在这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因此，唯有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做出的解释才能成为法律解释。其三，能够满足解释的需求。

〔3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第32、33、90、186页。一方面，《立法法》的修改已经启动，这为系统总结和完善立法制度提供了共同的契机。

《立法法》明确规定，法律解释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12〕其他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也时不时地出现解释的现实需求，但这些需求均无法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得以解决。另一方面，有不少答复对司法过程也产生了实质的影响，特别是对法院如何审理以及执行案件。因此，这些方案只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和不彻底的。

梁教授的稳健型方案、褚教授的方案以及张春生先生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共识，即都强调通过一定的机制和程序将法律询问答复制度与法律解释制度对接起来，兼顾解释需求的实与解释合法性的名。具体而言，就是让法工委先承担答复的起草工作，经法律委员会批准之后该答复便具有个案效力。

如果将这些问题都提请常委会作法律解释，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4〕因此，《立法法》修改应当直面该制度的实施现状并有的放矢地谋求完善之策。

〔6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第119页。例如，有关通讯秘密、通讯自由的答复完全可以上升为宪法解释。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其二，如果法律解释无法在短期内满足解释的需求，全面抑制询问答复的功能并非良策。创新性方案不仅存在褚宸舸教授所指的效率低下、叠床架屋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它实际上与现有的制度并无二致，因为无论是新设的专门的法律解释部门还是法工委都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缺乏宪法及组织法上明确授权将无法解决询问答复制度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其一，合法性质疑依然无法消解。

笔者认为，应当有所区别地利用这些规范资源。〔35〕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44页。

申言之，法律询问答复至今并未充分发挥其指导具体法律实施工作、补充法律解释的制度功能。宪法类的答复分别涉及《宪法》、多部组织法、《立法法》、《选举法》和《代表法》等。

尤其在法律解释功能不彰的前提下，如此浪费立法资源不仅令人扼腕，也值得我们深思。同时，上述所有的方案也都是以未来制度设计为着眼点，关注的是增量。